2024年9月1日至11日，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进行到第11个月时，交战双方实施了为期11天的人道主义停火，以便为加沙地带64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 今年6月，加沙污水样本中检出脊髓灰质炎病毒，8月时确诊了该地区25年来首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全世界范围内接近消除的脊髓灰质炎，过去常常在冲突地区“死灰复燃”，这是战争导致卫生基础设施大规模破坏的必然结果。

　　伊萨姆（Esam）给我发来的语音消息中，十有都伴随着持续的嗡嗡声。那是负责监视加沙地带的无人机低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根据无人机远近距离的不同，背景音里嗡嗡声的高低强弱都有所不同。

　　伊萨姆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以下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马瓦西地区一家名叫“祖鲁布”的初级医疗保健中心的全科医生。像世界上其他初级医疗中心一样，伊萨姆和同事们平日里的工作是为附近居民提供问诊、慢性病管理、接生和产后护理、配药和接种疫苗等基础医疗服务。保健中心租用的是伊萨姆家空余的房子，一家人原本住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Khan Younis），那栋房子在2023年11月被炸毁，一家人搬到马瓦西这座保健中心的楼上。由于战争期间交通不便，一些诊所同事也住进这栋小楼里。

　　但过去一周里，伊萨姆增加了一项重要工作：9月5日到9月9日，他和500多个接种团队、数千名医疗和援助人员一起，为加沙南部约34万名10岁以下儿童接种了一剂新型口服脊髓灰质炎2型疫苗（nOPV2）。加沙当地时间9月10日凌晨，伊萨姆正在家中，通过语音信息给我解释他在这项重要工作里担任的角色：他不仅要统筹安排诊所的人员和流程，还要给对疫苗仍有怀疑的民众解释有关脊髓灰质炎的知识。

　　突然，一阵强烈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传来，五秒钟后变成了连续两声巨响，伊萨姆身边的家什物品“叮呤咣啷”地掉在地上，所有的声音穿透手机信号向我袭来。

　　几分钟后，伊萨姆发来消息，“我们这里刚刚有轰炸。等我确保我和家人都安全，我会回来答复完你的问题”。

　　稍作休整后，伊萨姆回来了。轰炸的地点是离家约2公里外的马瓦西流离失所者的帐篷区。9月9日起，疫苗接种重心已转移到加沙北部，南部的“人道主义停火”也宣告结束。

　　伊萨姆所处的环境生动地说明了脊髓灰质炎为何会在加沙“死灰复燃”。事实上，过去10年里，冲突地区和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如叙利亚、索马里都发现过脊髓灰质炎病例。2024年6月，加沙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在从加沙中部采集的6个环境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变异型脊髓灰质炎病毒2型（cVDPV2）。随后以色列卫生部也得出了同样的检测结果。截至2024年8月，加沙报告了4例儿童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其中一例确诊为脊髓灰质炎，该儿童的变异型脊髓灰质炎病毒2型检测呈阳性。据《卫报》报道，确诊患者是一位出生于2023年9月、名叫阿卜杜·拉赫曼·阿吉蒂杨（Abdul Rahman Abu Al-Jidyan）的男孩，他在1岁生日的几周前出现了发烧、呕吐的症状，不久后左小腿瘫痪。

　　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简称Polio）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该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可在数小时内造成全面性瘫痪。脊髓灰质炎感染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热、疲乏、头痛、呕吐、颈部僵硬以及四肢疼痛。每200例感染病例中，会有一例出现不可逆转的瘫痪（通常是腿部）。而在瘫痪病例中，5%～10%的患者因呼吸肌麻痹而死亡。

　　由于脊髓灰质炎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它又被称为“小儿麻痹症”。事实上，没有接种疫苗的任何年龄人群都可能感染脊髓灰质炎。该病没有特效药物，只能通过口服或注射的疫苗来预防。人类在1980年消灭天花后，脊髓灰质炎本该成为第二种被“消灭”的疾病——自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发起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倡议以来，全球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即天然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病例到2023年10月已减少了99%，其中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2型（WPV2）和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3型（WPV3）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被消灭，目前仅有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WPV1）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还有流行。

　　而此次检出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别于上述两国传播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今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对加沙污水样本检出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分离株进行了进一步的基因测序，结果表明这些分离株与2023年下半年在埃及传播的疫苗变异型脊髓灰质炎病毒2型有关：如果一个环境和社区里，未接种疫苗儿童足够多，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OPV）中的活减病毒会在儿童间人际传播时逐渐积累基因突变，并再次变成能够导致未接种疫苗人群瘫痪的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

　　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加沙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UNRWA以及其他援助组织决定发起声势浩大的疫苗接种活动，目标是为加沙64万名10岁以下儿童在一个月内接种两剂nOPV2疫苗。在加沙污水中检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后，世卫组织就宣布将向加沙运送1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也一直呼吁交战双方停火，以保证疫苗运输畅通。

　　加沙南部纳赛尔医院（Nasser Hospital）的全科医生塔斯尼姆·阿尔孔博兹（Tasneem Alkomboz）告诉我，那时她就得到疫苗接种动员的通知。后来参与接种的2000多名医疗和援助人员，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都参加了讲授疫苗知识的培训。

　　今年8月底，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相继宣布为疫苗接种而实施“人道主义停火”。随后约43250瓶针对变异型脊髓灰质炎2型病毒的疫苗运抵以色列特拉维夫，后通过以色列与加沙边境的凯勒姆·沙洛姆（Kerem Shalom）口岸进入加沙。

　　9月1日起，疫苗接种相继在加沙中部、南部和北部展开。接种开始前三天，伊萨姆所在的医疗保健中心组成了宣传小队，到附近的社区里入户分发传单，宣传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重要性；卫生部和援助组织也通过短信和互联网发布了通知。

　　9月5日清晨，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车辆将脊髓灰质炎疫苗送到伊萨姆工作的诊所，他检查完疫苗保管箱的温度后，就和同事们分成了6个接种小组。伊萨姆告诉我，每个小组有一名接种员负责检查疫苗和儿童的年龄，一名记录员负责登记儿童的姓名。天亮后，马瓦西地区的居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诊所。据伊萨姆统计，第一天里，就有2500名儿童接种了疫苗，第二天840名，第三天约400名，第四天则为没能来得及的儿童进行了补种。

　　伊萨姆在诊所里设置的疫苗接种点属于“固定接种点”。塔斯尼姆则在加沙中部的代尔巴拉赫（Deir el Balah）加入了“流动接种点”。她告诉我，这是因为加沙地带目前尚未被进攻和袭击的“安全区”几乎都是搭建在海滩上的帐篷营地，那里是医疗机构的“盲点”；此外，由于加沙地带遭受猛烈轰炸后一些道路严重被毁，车辆无法进入；加上燃料短缺，少数仍在运营的交通方式费用高昂，许多家庭负担不起前往固定接种点的交通费，因此需要“流动小队”去查漏补缺。

　　于是，塔斯尼姆每天早上收到疫苗后，被编入4人一组的小队，乘坐援助组织安排的车辆到不同地点。“天气很热，我们站在街头，拦下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走路的、乘公交车的，或是乘驴车的，问他们是否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如果没有，就当即给他们接种。”塔斯尼姆说。

　　马哈茂德·达赫尔（Mahmoud Daher）来自加沙，2007年以来担任世卫组织加沙办事处主任，直到2019年移居土耳其。他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加沙地带有着全世界最好之一的免疫规划政策，可以和欧洲国家甚至以色列相比较——“最好”意味着新生儿自出生起就要陆续接种的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肝炎等可预防疾病的疫苗的接种率接近100%，常见的MMRV（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疫苗的接种率超过了95%。

　　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1994年成立后，除了2009年、2012年、2014年等哈马斯与以色列发生战争的年份有部分疫苗由国际社会捐赠外，其余年份都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划拨政府预算，由联合国儿基会负责集中采购疫苗并运至加沙分发。疫苗接种工作则由加沙卫生部门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的初级医疗保健中心提供。

　　人们的疫苗接种意愿也很高。年近六旬的马哈茂德记得，当年就读公共卫生专业时，他的导师就提到，加沙妇女们受教育程度高，她们关心孩子的健康，因此很愿意接受疫苗的概念。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CBS）的数据显示，2021年加沙的识字率为98%。马哈茂德提到，加沙地带自1984年后就没有出现野生脊灰致残病例，此后当地环境样本中曾检出过野生脊灰病毒，但由于疫苗覆盖率非常高，没有再报告野生脊灰病例。

　　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雷维奇（Tarik Jasarevic）告诉我，2023年10月爆发的战争导致加沙地带儿童的常规免疫接种率（包括第二剂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从2022年的99%，到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到不到90%；战争中出生的至少5万名儿童，以及更多的年龄较大儿童，因为卫生系统崩溃、流离失所和暴力事件而推迟疫苗接种，极大增加了儿童感染脊髓灰质炎等可预防疾病的风险。

　　脊灰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或在不太常见情况下，通过受到污染的水或食物等介质在人际间传播并在肠道内繁殖。马哈茂德告诉我，脊髓灰质炎传播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人群免疫力较低、病原体存在于环境中。前者因疫苗接种率降低，后者则因加沙街头日益累积的垃圾和肆意横流的污水，成为病原体的培养皿。

　　近东救济工程处今年7月表示，加沙约有33万吨、足以填满200多个足球场的固体垃圾，既未被掩埋也未得到处理；相比于战前每天产生600吨固体废物，如今加沙每天产生的固体废物超过2000吨，其中大部分都被随意丢弃在街道、公园和田野中。《以色列时报》也曾提到，据参与加沙战争的以军士兵说，他们将排泄物放在塑料袋里，然后连同他们驻扎期间积累的其他垃圾一起从他们驻扎的建筑物窗户扔出去。

　　世卫组织表示，由于污水网络、雨水排水系统和运河遭到大面积破坏，加上碎石和垃圾造成的堵塞，加沙地带原本容易发生洪涝的地区情况更加恶化，雨季可能形成洪水泛滥和水源污染的双重威胁，然而加沙地带所有废水处理厂已经全部停摆；加上能够净化水质的氯、可扩展海水淡化厂电路的线缆、驱动水泵的燃料等物资的长期短缺，如今加沙地带人均供水量仅有每天2～9升，远少于人道主义标准下每人每天所需的最低水量15升，远不足日常饮用、盥洗所需。

　　从事难民救助工作的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原本生活在加沙南部的拉法（Rafah），那里在今年5月前一度接纳了超过150万自北向南来避难的人群。阿伊莎曾告诉我，流离失所者或集中在改作避难所的联合国学校，或聚集在帐篷营地里，有些帐篷“仅仅是一块布、用几根杆子撑起来搭在街边”，卫生和居住状况都非常糟糕。5月的拉法攻势开始后，阿伊莎逃难到汗尤尼斯。有一次她在街边等车，亲眼看到一个住在难民帐篷里的4岁左右的小孩从街边的垃圾堆里翻出一块未烹煮的营多捞面（Indomie），塞进嘴里吃掉。她拜访这家人时，得知孩子的父亲有身体残疾、母亲有肾脏疾病因此没有任何收入，除了有时能凭证件领到援助组织发放的热食外，只能让孩子不定期到邻近的帐篷里讨食物。他们的帐篷布已经被老鼠咬出了洞，厕所则是一个铁皮桶。拜访结束回家后，阿伊莎发现身上长出了脓包。

　　脊髓灰质炎并不是该地区遇到的唯一问题。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9月6日，加沙地带已报告995000例急性呼吸道感染、577000例腹泻、103385例疥疮和虱子病例、77958例皮疹、10038例脓疱病、11214例水痘病例和107000例急性黄疸综合征（疑似甲型肝炎），以及疑似脑膜炎和腮腺炎病例。伊萨姆也告诉我，和战前相比，来到保健中心的患者中，皮炎、虱子、疥疮、脓疱疮、皮疹、念珠菌病、上呼吸道传染病、水样腹泻和便血等疾病的发病率普遍增加。

　　公共卫生的危机并不只发生在加沙。《以色列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出非政府组织“疾病无国界”的说法，即加沙出现的健康风险因素不会停留在加沙，也会对以军士兵和部分以色列公民的健康构成威胁。今年7月，在加沙污水中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后，以色列军方开始为驻加沙士兵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BGU）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和教授纳达夫·达维奇（Nadav Davidovitch）在2019年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加沙污水处理系统曾在2016年陷入崩溃，携带病原体的污水传播到了距加沙以北20公里外的阿什杜德（Ashdod）的海岸。这份报告还提到，加沙污水处理系统受损造成的供水短缺，以及水质的化学和生物污染，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和肠道疾病、寄生虫和传染病发生率增加，其中就包括脊髓灰质炎和霍乱等对公共卫生有重大威胁的疾病。

　　五年后，纳达夫通过电话告诉我，那份报告里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与今天有关，但今天加沙居民的健康风险远比报告提到的更甚。受伤害的不仅是人们的身体。如今在加沙和以色列，人们都遭遇了精神创伤。“在以色列，使用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的人数增长了40%以上。”纳达夫说。

　　加沙人艾哈迈德·朱达（Ahmed J. Jouda）退休前曾是儿科医生和职业健康顾问。战争爆发两天后，他位于加沙城的家被炸毁，一共流离失所了七次。今年5月，艾哈迈德和家人在马瓦西海滩上住进了一顶帐篷。平日里，艾哈迈德有时会给营地的居民义务看诊，有时和曾供职过的汗尤尼斯日本诊所（由日本援外机构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的同事们一起在营地里做卫生知识宣传。他告诉我，营地里极度缺乏肥皂、消毒水等清洁产品，但为了防止脊髓灰质炎等病原体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他特别强调洗手的重要性——若没有肥皂，就用海水、用湿沙子揉搓，或用生火后的柴灰和沙子混合来清洁。为了减少被攻击的风险，艾哈迈德如今很少离开营地，但当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在加沙南部开展时，艾哈迈德每天都到诊所为前来接种的民众科普疫苗知识。

　　每天结束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后，塔斯尼姆都要去纳赛尔医院的急诊室上晚班。她2022年才从医学院毕业。2023年7月，刚刚完成一年实习的塔斯尼姆通过了选拔考试，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进行全科医生实习。回到加沙后，按照计划，她还将去德国接受专科医生的培训，直到成为执业医师。但2023年10月10日，即战争爆发三天后，她成为难民，同时进入了希法医院（Al Shifa Hospital）急诊部门工作，那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那时，加沙北部正在经历猛烈轰炸和以军的地面攻势，塔斯尼姆在那里接治了“一个毕业生从未处理过的病例”：“轰炸后，100多个伤者同时送进来，他们的身体有多处开放性创伤、肠子暴露在外、骨折、出血或需要截肢。”

　　在那以后，因为以军攻势的不断推进，塔斯尼姆和家人反复迁移，她也辗转了好几家医院的急诊室工作。第一轮疫苗接种工作结束后，她会重新回到急诊室的日常：她需要时刻准备，轰炸或是火灾的大批伤员可能随时涌进来。每次高压的轮班后，她会回到营地一家人住着的20平方米的帐篷，考虑有没有足够的水、食物是否够吃。

　　伊萨姆也重新开始了保健中心每天早晚两班倒的工作。除了接待各种常见病患者，他也会前往流离失所者营地，给人们讲解孕期保健和儿童健康知识。伊萨姆提到，保健中心过去10周里没能进到任何药物，如今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疾病、心脏病和精神科药物都已缺货，“除了把病人转去其他地方，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用几根杆子撑起来搭在街边”，卫生和居住状况都非常糟糕。5月的拉法攻势开始后，阿伊莎逃难到汗尤尼斯。有一次她在街边等车，亲眼看到一个住在难民帐篷里的4岁左右的小孩从街边的垃圾堆里翻出一块未烹煮的营多捞面（Indomie），塞进嘴里吃掉。她拜访这家人时，得知孩子的父亲有身体残疾、母亲有肾脏疾病因此没有任何收入，除了有时能凭证件领到援助组织发放的热食外，只能让孩子不定期到邻近的帐篷里讨食物。他们的帐篷布已经被老鼠咬出了洞，厕所则是一个铁皮桶。拜访结束回家后，阿伊莎发现身上长出了脓包。

　　世卫组织表示，由于污水网络、雨水排水系统和运河遭到大面积破坏，加上碎石和垃圾造成的堵塞，加沙地带原本容易发生洪涝的地区情况更加恶化，雨季可能形成洪水泛滥和水源污染的双重威胁，然而加沙地带所有废水处理厂已经全部停摆；加上能够净化水质的氯、可扩展海水淡化厂电路的线缆、驱动水泵的燃料等物资的长期短缺，如今加沙地带人均供水量仅有每天2～9升，远少于人道主义标准下每人每天所需的最低水量15升，远不足日常饮用、盥洗所需。